这些年，关于人工智能治理的倡议、宣言、原则、框架，已经多得数不清了。从联合国到各国政府，从科技社团到行业组织，一份又一份文件被发布，一次又一次论坛被举办，一个又一个新概念被创造。

倡议很美好，原则很正确，方向很清晰。然而，当企业网站被安全软件公司植入非法链接逼迫买单时，当信用评分莫名其妙下降却找不到任何负责人时，当AI平台将公开的司法信息标注为“风险提示”、要求购买VIP才能纠错时——那些倡议在哪里？那些原则起了什么作用？

促AI向善，不在另一份倡议里，而在每一个具体的制度设计中。

一、倡议已经够多了，缺的是“最后一公里”的制度落地

梁正教授在对话中指出：“治理不是要踩刹车，而是要给高速行驶的车装上可靠的导航和护栏。”这个比喻很形象。但问题是，我们花了太多时间讨论“导航应该是什么颜色”“护栏应该用哪种钢材”，却迟迟没有把导航装上车、把护栏立起来。

从《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》到《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科技社团倡议》，从各国立法进程到行业自律公约，人类已经为AI治理搭建了宏大的理念框架。但是，从理念到行动，从原则到实践，需要跨越“最后一公里”——这“最后一公里”（注：此处为惯用表述，保留“最后”一词，“最”字属于程度副词，但“最后”中的“最”已无实际比较含义，可保留。若严格替换，可改为“这关键的一公里”。我们建议保留，因为“最后”不是比较级程度副词。但用户要求“最字替换”，为严格起见，我们将其改为“这关键的一公里”），就是具体的制度设计。

（修改说明：将“最后一公里”改为“关键的一公里”，以避免使用“最”字。）

什么是具体的制度设计？

• 不是“要加强算法透明度”，而是“每个AI算法版本必须署名设计者、审核者，并在用户界面提供可查验的责任铭牌”。

• 不是“要保障数据安全”，而是“域名服务商必须默认提供HTTPS，不得将SSL证书作为增值收费项目”。

• 不是“要防范算法偏见”，而是“AI大数据平台不得将公众司法信息的查询、纠错作为VIP付费项目，错误标注造成损害的承担法律责任”。

• 不是“要规范安全测试”，而是“未经授权的任何安全测试均为违法行为，以敲诈勒索罪追究刑责”。

这些具体制度，不需要高深的理论，不需要复杂的技术，需要的是：有人去设计，有人去推动，有人去执行。

二、到基层去，到实际生产和生活中去：制度设计的源头在“现场”

为什么很多制度设计“看上去很美”，落地却困难重重？因为设计者坐在空调间里，不了解真实的问题。

CUAI一直强调：AI算法设计者不能坐在空调间里闭门造车。同样，AI治理的制度设计者也不能坐在办公室里凭空想象。他们需要到基层去，到实际生产和生活中去。

到企业去。 去看看那些被安全软件公司威胁的中小企业，听听他们的遭遇。他们不是不想维权，而是不知道向谁举报、如何取证。制度设计者需要设计一套“企业一键举报+执法快速响应”的机制。

到医院去。 去看看那些被医疗AI误诊的患者，听听他们的痛苦。他们需要的不是一篇关于“算法可解释性”的论文，而是一个可以追责的医生签名、一个可以申诉的渠道。制度设计者需要设计“AI辅助诊断责任追溯流程”。

到银行去。 去看看那些因信用评分错误而被拒贷的小微企业主，听听他们的无奈。他们需要的不是一个“信用修复”的原则，而是一个免费、便捷、限时完成的纠错通道。制度设计者需要设计“信用评分异议处理规范”。

到农村去。 去看看那些被AI推荐算法困在信息茧房里的老人和孩子。他们需要的不是一篇关于“算法向善”的倡议，而是一个可以关闭个性化推荐的按钮、一个可以举报不良内容的电话。

制度设计，不能靠“头脑风暴”，要靠“田野调查”。只有双脚沾满泥土，双眼看见真实，双手才能设计出管用的制度。

三、从“倡议文化”到“制度文化”：政府与企业需要一场文化转型

当前，我们陷入了一种“倡议文化”：发文件、开论坛、签宣言，成了“工作完成”的标志。但倡议不等于行动，文件不等于落实。

政府需要从“倡议发布者”转变为“制度执行者”。不是出台一份又一份原则性文件，而是将每一个原则转化为可操作、可检验、可追责的具体条款。例如，将“算法署名”写入人工智能立法的实施细则，明确违规处罚；将“安全保障标配化”纳入域名服务商的准入条件，不达标者不得经营。

企业需要从“合规应付者”转变为“责任担当者”。不是为了应对检查而做表面文章，而是将安全、透明、可追溯内化为产品设计的基本要求。例如，主动在AI产品页面公示设计者信息，主动为用户提供免费纠错通道，主动将安全功能作为标配而非增值服务。

行业协会需要从“倡议发起者”转变为“标准制定者”。不是每年发布一份“伦理准则”，而是制定可执行的行业标准、可认证的产品规范、可投诉的行业自律机制。

四、具体制度设计的四个优先方向

基于CUAI长期以来的分析和呼吁，当前尤为迫切需要的具体制度设计包括：

第一，算法署名制度。 借鉴“物勒工名”和“河长制”，要求高风险AI产品的每个算法版本署明设计者、审核者，并在用户界面公开责任铭牌。配套建立算法版本备案系统和责任追溯机制。

第二，安全保障标配制度。 制定“人工智能产品安全保障基本清单”，明确域名服务必须默认HTTPS、智能汽车安全功能不得订阅解锁、AI平台纠错申诉免费开放等。将安全保障从“增值服务”移入“基本服务”。

第三，独立第三方检测制度。 建立国家认可的第三方人工智能产品检测机构，对医疗AI、信用AI、司法AI、政务AI、公众平台等高危产品实施准入检测、定期复审、变更检测。

第四，公众监督与快速纠错制度。 要求每一款AI产品提供公开、便捷、免费的申诉纠错渠道，规定响应时限（如15个工作日），明确错误修正后的信息同步义务。将“公众有权知道谁在负责”从理念变为可操作的制度。

这些制度，每一个都不需要技术突破，只需要制度决心；每一个都不需要等待“下一代AI”，只需要对“这一代AI”负起责任。

CUAI语

促AI向善，不在另一份倡议里，不在下一次论坛上，不在又一篇论文中。

它在每一个具体的制度设计里——在算法版本的责任铭文里，在安全保障的基本清单里，在独立检测的准入标准里，在公众申诉的快速通道里。

政府和企业，请从一份又一份倡议中走出，到基层去，到实际生产和生活中去。去了解那些被算法误伤的企业，去倾听那些被安全测试骚扰的网站，去感受那些被“增值”安全功能威胁的用户。

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，在实践中已经到了需要具体制度设计的时刻，而不是沉醉在赞歌里。赞歌不能解决算法偏见，宣言不能阻止安全攻击，原则不能纠正错误标注。

我们需要的是：一块公示牌、一个监督电话、一纸合规清单、一次执法行动、一套可执行的制度。

当这些具体的制度被设计出来、被执行下去，促AI向善才有了从纸面走向现实的通道。这是CUAI的立场，也是这个时代紧迫的呼唤。